吳耀宗與王明道---以巴弗

王明道夫婦

吳耀宗與王明道(耶洗別與以利亞)

今年10月初，看到《天風》月刊1989年9期上，為“紀念”吳耀宗而寫的篇醒目標題的文章《吳躍宗和王明道》。這個標題以十分鮮明的色彩、高度概括了不久前約50年的一段歷史劇變時期中、神在中國教會裏的兩個重要人物，和他們二人所起作用的比較。在所謂“三自”出版的月刊上、登載這樣的語文章，那是“官方”的聲音，是很順理的事，沒有任何可奇怪之處。文章作者本人，于五十年代中，就曾經是此刊物上積極攻擊神的忠心僕人王明道先生的炮手之一。

在不認識神的世人眼光中，吳耀宗是黨和政府所認可和挑選的、“中國基督教”界的革新領袖，也就是“基督教”的堂堂官方領袖；而王明道則不過是個不識時務的、竟敢公開反對“三自”和對抗政府領導的、應予以打擊和專政的反動傳道人、可憐蟲；兩個人怎麼能擺在一起、相提並論呢？然而，在至高神、永生神看來，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吳耀宗，以他為首的人，和他們在全國眾教會範圍內、所發動的“三自革新”（“三自愛國”）運動，這是有強大政治力量作為後臺和靠山的。這個運動和組織本身，也正是為新政權的政治需要服務的。因而它完全受到新政權的大力支持和重視。實質上，他們和他們這個運動、也是為黨、為新政權所領導著、指引著、和控制著。黨和新政權所奮鬥的最終目標，是要在中國建設起一個共產主義社會。聖經的傳佈和普及，神的教會的存在，明顯與此目標和遠景格格不入、背道而馳 。這些東西之必須消滅和必能逐步消滅，是肯定的事；只是消滅的時間和方式方法，卻是個關鍵、不能隨便。既不能性急、又不能放鬆。若簡單地光用行政手段或專政手段來達到此目的，歷史上已有無數經驗教訓，行不通，甚至起反作用，只會把許多“信教群眾”趕到敵人那邊去，與革命和建設都很不利。所以，必須制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策略，首先消除“教徒”們的顧慮；即對其絕大多數“教徒”要採用團結、爭取、教育的方針，逐步的入黨領導的改造軌道。（不提“改造”宗教，實質上卻是在不聲不響中改造著）。只有極少數阻礙者、且在不得已時，才按形勢的要求、可以採取必要的手段。團結廣大教徒的基礎是“愛國”。因為只有“愛國”，才是不認識神的政權得以領導“信教群眾”的最好方法。若能真正激發起信徒的愛國熱情，就能有效地抵消和渙散基督徒絕對（全心、全性、全意、全力）愛神的心志和屬靈的追求。（正如聖經中、聖靈所熱切勸勉、尖銳指出、警告和歎息的話：“不要愛世界（包括愛國），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約2;15]。）在“愛國”的實踐基礎上，可以消除基督徒和所有不信者的區別和隔閡，成為“愛國一家”，可以“同負一軛”，為著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這條團結改造（同化）的路子和策略，要比用強制辦法高明得多了，效果好得多，大得多。只是有一個困難，若是由不認得神，敵擋神的統治者、來直接領導和管理教會，那是很不方便的事。必須在教會內部尋找代理人、和組成代理的組織。現在既有吳耀宗這一類“基督教界的愛國人士、領袖”起來，在全國教會內部發動一場“三自愛國”運動，組織起“三自愛國”委員會，這正符合黨和新政權的政治需要。如果說党和政府直接領導、管理和控制教會不太方便，則“三自”組織就正是實施黨對神的教會領導、控制、改造的最合適的中間紐帶、最合宜的組織形式。雙方各有需要：一個找到了最強有力的靠山、全心效勞，一個遇見了最理想的代理人、大力支持。交易成功，緊密結合。

吳耀宗是誰？他是承認自己是個罪人，在父神面前悔改認罪、接受神兒子為教主，用主耶穌的寶血洗淨罪、成聖稱義、聖靈重生、得基督生命、作了神的兒女、等候教主再臨時的基督徒嗎？是神的僕人嗎？是從神差遣的嗎？主耶穌曾清楚地教導我們：他是好牧人，為羊流血捨命；他又是羊圈的門，我們都是從他這個門進去（悔改認罪、接受他為教主，靠他的血洗罪，成為聖潔，複與神和好，即靠主耶穌進到神面前，進入羊圈），便都得救，都作為了好牧人的羊。但有些人也進到教會裏來，卻不是從主耶穌救恩的門（十字架替死，從死裏復活）進來的，就不是主的羊，並沒有靠主得教。他們是“從別處爬進來的”、“是賊、是強盜”、起著破壞神教會聖潔的作用。他們與屬主的羊生命不本質不同。不要以為在教會中的人都是主的羊，不是的，主一開始就亮明瞭。主又鄭重警戒我們說：要防備假先知，他們是披羊皮的狼。看著好像是一隻羊，因為有與羊想念的一張皮。生命卻不是羊、是狼的生命。只有用聖經主的話作標準、細細考察他們所結出來的果子，才能認出他們狼的本質來。吳耀宗怎麼會跑到“基督教”裏邊來的？他不是經過悔改認罪，接受耶穌為他的教主、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洗罪、重生、得救；不是，他不是從這個恩門進到教會裏來的。他“信仰”的根基是歐美（尤其在美國，很發達）教會中、主要是“神學界”中發展成的一種所謂“新神學派”或簡稱“新派”，他是這種壞樹所結出來壞果子，本身也成了壞樹後，又結出新的壞果子來。（在那期《天風》的另一篇文章裏、也提到一點點事實）。那所謂“新神學”者、所信的是什麼呢？他們根本不信有一位創造天地萬有的永生神，也不承認天地萬物是從神所創造的。主耶穌不是神，也談不上是神的兒子，更不可能是從童女馬利亞生的。沒有天使、也沒有鬼或魂。他們不信有神跡奇事，千方百計用自己腦想出來的胡編來“解釋”聖經中明記的神 奇事。尤其他們不信主耶穌從死裏復活了；那麼，主的升天、主的再來等等，也都不過是虛無飄渺的神話就是了。他們的腦子時、根本就沒有神忿怒的審判、沒有滅亡、沒有永生。他們倒也會就“神”，也會掛著基督的名；但他們所說的“神”，實際上是一種“精神”、是“博愛”。“神”、“基督”都是“博愛”精神的像徵性名詞。什麼“天使”、“魔鬼”、“聖靈”、“天國”，通通都是像徵性的東西，不是實際存在著。他們所提倡的是“社會服務”、博愛精神、改良（改造）社會，改革社會“不合理”的制度，提倡人類相愛，致力於教育、救濟、和平簽名等等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和政治活動。所謂“基督教育年會”主要是他們的工作。所以他們所傳的福音，根本就不是主耶穌釘十字架、復活、拯救罪人、免滅亡得永生的天國福音，而是另一種叫作“社會福音”。很明顯，這種“社會福音”根本不是主耶穌的福音，不能使任何罪得赦免，不能使任何人得拯救，根本不是從神來的。而是如保羅所指出的：“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是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的一種”別的“福音”。[加1:6~7]。聖經曾來歷宣告說：傳這類“別的福音”的，不管是誰、（即或是“神學教授”、即或是“主教、領袖”），是應該被咒詛的。[加1:8~9]。神的僕人王明道先生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所謂“新神學派”的人，裨上是“不信派”、是假先知。我們基督徒豈能不警惕呢？豈能不分辨出他們假先知的本質嗎？其實，這類“新神學”的不信派，並不光是近幾百年科學發達以後才冒出來的什麼“新”東西。他們的根源古時就有了。在當年就是包括“大祭司和他的同人”在內的撒都該人。撒都該人有什麼特點？他們不信神  、不信復活。主耶穌面對面告訴他們說：“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太22;39]。這種不信的人是無法得救的，得救是因信。可是，撒都該人卻在以色列、神的家中占著很高地地位。現代的撒都該人在現代教會中地位也很高。美國許多有名的神學院大都為他們所把持。許多“主教”、“神學院長”就是他們一類的。他們有很高的學習，很廣的知識，可就是沒有經過悔改重生而得救、不是主的羊、沒有神兒子的生命和聖靈的工作。這件信與不信、得救和滅亡的大事，嘴裏只是什麼“神學觀點不同”呢？那是真弟兄或假弟兄，真師傅或假師傅，真先知或假先知的本質區別。不但美國不少有名的神學院為“新神學派”所把持控制，連在中國的一些著名的神學院，也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例如比方的協和神學院及南京的金陵神學院就是。大概在三十年代初期、南京的金陵男女神學院中、“新神學”的侵入（他們在各公會中勢力很大），就曾引起神學院內部的激烈爭執，即純正信仰、堅持聖經趔的教師們與“新派”教師間的爭論。新派他們倒並不排斥純正信仰的教師，他們是所謂不同“派別”可以和平共處搞大雜燴的。但堅持福音真理的教師怎麼能與這幫假先知取得調和、混雜、妥協呢？神的僕婢如果要堅持福音真理，與這幫人的分裂、就無法避免。以金陵女神學院的畢教師（美籍）為首的中外教師，學員，當時幾乎全體，從金陵女神學院中毅然脫離出來。她們在沒有各公會的支持、經費和物質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決倚靠神，搬來上海，逐步在江灣區另建立了一個“中華神學院”。我還記得我母親（她是原金陵女神學院畢業的）在我13~14歲時，曾專門說到這件事情。她說：“金陵女神學院好比一個鐘，表的空殼子還留在南京，表裏所有機器（全體師生）卻都搬到上海來了。”我聽後，腦子裏印像很深。單單從這一件具體事情中，也能窺察到當時中國各教會中，特別是支委會組織的高層次內，堅持真理的神僕婢們，與這幫不信派假先知所進行的爭戰是多麼激烈啊！大概是55年吧，神的僕人王明道先生在《靈食季刊》內《我們是為了信仰》一文中，則對中國教會中間這個大爭執，說得更全面、更詳細，其中還包括一些假先知的具體人名。（保羅等使徒們在他們的書信中，就曾對假先鋒在公開提名）。

吳耀宗原是個“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是否進過美國協和神學院，我不太清楚，但能肯定他與文有聯繫）。他曾參加過“新神學派”發起的“唯愛社”，擔任過《唯愛》刊物的編輯。他在青年會中是比較活躍的分子，也曾作為代表，參加過一些“基督教”的國際性會議。從日本開始侵略中國的9.18、1.28，直到抗戰時期，他積極參加了抗日愛國運動，組織過一些救亡團體。他熱衷於愛國內容的政治活動，也擅長於搞政治活動，而且是掛著“基督教”的名義與不信的愛國者一起在搞。他很有政治家的才能和風度，並善於團結人、動員人，有不錯的組織天才，又熱情、又謙虛，使人感到他是個有魄力、值得教重者。或許我說得還不夠，或不夠確切。他的確具有上述不少優點、特色；但這一切優點、特色，與福音真理無關，與主耶穌的救恩與生命無關，與父神的選召和差遣都絲毫無關。在中國和世界廣大不信的人中，我們很容易找到或遇見一些品格高尚、博學多才、平易可親、寬厚可敬、有眼光、肯犧牲、有堅強毅力、有智謀膽識、比較值得敬重的人。但他們卻完全不屬於神（甚至是與神為敵的），與主的救恩沾不上一點邊。神的眼光與世人的眼光截然不同。神從來不拿這些優缺點、來評價或審判一個人。這些東西更不是區別真假先知的標誌。

在舊約時代，挪亞以後人類就分邦立國按著宗族、語言、和不同地域，世界上的邦國可不少。但唯有以色列民被神揀選、專屬於神、認識神、是神的家，是稱為神名下的、是神在世上的見證。其他的列國萬邦，即使文化高、版圖大、經濟發達，卻都活在罪惡中、黑暗裏，都不認識真神，都拜著各自的偶像。能不能照世人那樣、把以色列國當作列國萬邦之一？我們不能。因為神不是這麼看！神看以色列人“這是獨居的民，不列在萬民中。”[民23:9]。今天，新約時代，神同樣如此：教會是被神揀選，蒙主教贖的人，不列在世界一般的團體之中，不屬於任何一國他們不屬世界、如同主自己不屬世界一樣。他們是神的家，基督是他們的頭，他們放居在地是神和基督在地上各國中的代表和見證。以色列民，從出埃及開始，就在世上列國中，很長時期為神作著各種見證。神的作為主要在以色列人中。在這裏要特別提到一個時期，即亞哈作以色列王的時期，也就是耶洗別和以利亞的時期。[參考王116:29~王29:37]。這是以色列國比較險惡、比較嚴峻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之所以嚴重、所以特殊，主要因國中出現了一個耶洗別。在這個時期之前，以色列人也曾拜過偶像，惹過神發怒。耶羅波安王起，曾在但和伯特利兩地各樹立一個金牛犢，把金牛犢代替了領以色列出埃及的耶和華來敬拜，這就把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王112~28~33]。但等到耶洗別作以色列王后時，神的家，以色列國的形勢就大大惡化了。已經不單單是金牛犢的問題了，因為金牛犢雖屬違背神律法的偶像，它卻仍舊作為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耶和華的像徵[王112:28]來敬拜的。而耶洗別則是從她本國也就是從列國的假神偶像中，引進另外一個神“巴力”，（“巴力”願意是“我主”，見何2:16）。這個外邦神馬力的一套東西，具有很大的誘惑力和吸引力，甚至以色列眾人都分不清楚，巴力和耶知華，究竟誰是真神，好像都應該敬拜。耶洗別、倚靠地王后的地位和政治權勢，把拜巴力的原則迅速推廣普及到全國範圍。那些敬畏耶知華、專心守神命令，不肯拜巴力的人中，除了以利亞曾進行一次公開抗爭和較量外，全以色列國競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公開反對巴力的。這真是以色列國作為神的家的一段極期惡劣的歷史時期。耶洗別，原本不是以色列人，她根本就不認得神，與神的揀選和救恩無份無關，卻一下子鑽進來作了王后，在以色列全國很快掌握了極大的政治權力。她很美麗，更很能幹，能力很大，在她面前沒有人敢反對她，說個不字；連國王亞哈也不過是她手中的傀儡，隨地擺佈。她很熟練精通巴力的那一套東西。她不單是個掌大權和實權的王后，更是具有極大迷惑力的假先知，甚至連一些神的僕人先知們，也有不少受她迷惑、分辨不清，而隨從她的。[啟2:20~23]。她影響和控制以色列全國的年數很長，有好幾代王朝[王29: ]，是神的家以色列國歷史上的一個突出人物。這段歷史，不但在舊約時代中神十分重視，屬靈上的爭戰特別劇烈，神自己的作為也格外顯多。而且到新約的教會時代裏，還有著驚人相似的歷史重複和重演。我們教會的元首主基督，在啟示錄向著她的7個教會發出的預言、勸勉、評價、警戒中，就嚴肅地提到耶洗別性質的惡劣事件的歷史重演。主的這個警戒[啟2:20~23]，這件事情，並不指古時的那個原耶洗別，而是指末世教會時代發生的耶洗別。與古時相比，表面的形色和具體條件雖很不一樣，但事情的實質卻是相同。（所以主就用耶洗別之名來表達這件後事的實質）。而且這件 事絲毫不亞于古耶洗別時期的那種惡劣性、和嚴峻性。主用著警戒推雅推 型教會的話，警戒她7個（即所有）教會、和教會的使者。今天，我們能明顯地看到，在中國的教會，竟然也經歷著這樣一段惡劣時期。就是“耶洗別：”的時期、拜巴力的時期，由假先知耶洗別來教導神的僕人們吃祭偶像（巴力）之物、行“姦淫”（與巴力相聯合）的事的時期。其影響決不是個別的、部分的，而是全國性的。只不過，它呈現著“中國的特色”而已。這不是說，外國的教會，不是今天的時代，就沒有這類事情了；有，可是形式不同，特色不同。中國的耶洗別，就是吳耀宗。吳耀宗（及其同夥）是耶洗別性質的一個典型人物。

在《天風》9期那篇文章裏，曾故意突出了中國的幾位有名望的神的僕人和使女們。例如：賈玉銘、楊紹唐、焦維真、陳崇桂、江長川、竺規身、謝永欽等。似乎，因著這好幾位有名望的神僕人，竟也先後終於加入了“三自”，所以全中國的基督徒也就應該跟著他們一周參加，一同去與世界聯合，一同去隨從党的領導，一同去敬拜“祖國”這個大偶像（所謂“愛國”也者）應該指出：這幾位的確是神的僕人，神曾大用過他們，他們也曾向主長期忠心過。他們跟吳耀宗不一樣，不是耶洗別、不是假先知，是有基督新生命、真屬主基督的好僕人，且曾為神所重用過、中心事奉過神。很可惜，這些有名望的神的老僕人和使女，竟在最後一階段的事奉中，重要的關鍵時刻（也有過去就曾有所偏離正道的），心靈迷糊起來，終於在這最後一段事奉中、道路中、爭戰中、見證中，給自己點上了個污點。其中，還包括著文章未提名、且曾大大搞臭過的神僕人倪析聲弟兄。他們雖然的確是神在中國大用過的器皿、是教會的重要使者，他們的功績主並不抹煞；主卻不客氣、不苟且，重重責備他們。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了那自稱是先知的“女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們），引誘他們行姦淫、吃祭偶像之物。“[啟2:20~23]。在他們之中，有雖然後來對參加“三自”這件事痛切後悔的，且表達了後悔痛苦之意。當然，後悔的總比至終不後悔的好。但有點晚了，項圈已經套在自己脖子上，繩子牽在人家手裏，見證已經失去，只好隨人擺佈，直到今天，他們這幾位神僕人的名字，仍被人控在手裏利用著，欺騙著不知內情的廣大聖徒。神僕人們的這個教訓很慘痛，很值得所有愛主的聖徒、尤其是忠心事奉著主的眾僕人所吸取和警惕。

以吳耀宗為首，為先的現代耶洗別們，他們最大的“功績”是：他們倚靠世人的強大政治力量後臺權勢、把全國所有教會都組織起來，統一起來，掌握在自己手裏，並以“三自”為名，不是把在中國的眾教會“自”到神和基督那裏去，聽神和基督的引導、命令、和管理，而是“自”到與神與教會不相干的黨和政府那裏去，歸在世界政權的隸屬之下，按黨和政府的意圖去行，把党和政府作為神教會的太上皇，他們把教會原先的頭基督架空了，最多成為一個裝門面的假頭，真頭卻換成了黨和政府，由真頭實際上領導和支配全身；或者說，他們把基督用血救贖歸自己為聖的貞潔童女，拉皮條拉回到世界那邊去，重新投入世界和祖國的懷抱裏，與之聯合，與之行淫，惹新郎的忿恨；他們把世人所敬拜的大菩薩“祖國”，搬進神的聖殿（教會）堂上中央公開跪拜，把世人的口號“愛國愛教”作為基礎綱領代替神真理的總綱，實際上取消了神的最大命令“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祖國與神，竟不但可以並列，而且應該先國後神，破壞神命令總綱的基礎。這一系列“功績”的作用，是完成了，和繼續完成著黨和政府對神的教會實行領導、改造、和操縱的政治任務，是為世人的政治需要服務和繼續服務著。

就在這段假先耶洗別跑到神的家中掌了大權，而原先神的許多僕人竟軟弱所從的嚴峻時期，神預備和使用了她的忠僕以利亞，他是唯一敢於公開與耶洗別，與亞哈、與巴力爭戰的，公開站在父神一邊，樹立起一面鮮明旗幟的，他為主作出了重要的美好見證。在中國的這個時期之初，忠僕以利亞就是王明道先生。雖然在以利亞之外，神還保留有7000人，他們都能堅持不向巴力屈膝，至死不與偶像親嘴。但光有這7000人是不夠的，神更需要有至少一面鮮明的旗幟，至少有一個公開的見證。神很早就造就了、選召了、差遣了王先生作為她的忠僕。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時，他就是神在中國特別重用的僕人之一全國南北各地甚至海外，有千萬信徒從他（和別的神僕婢們）得到供應，蒙到光照，受到激勵。在基督徒所該有的生活行為方面，他飽不單是勸勉眾聖徒，更是嚴於律己，身體力行，作出榜樣。對真理和正義，他堅持不放鬆，對謬誤和虛假，他駁斥不苟且，尤其在權勢和壓力面前，他倚靠主不懼怕、不偏離、不屈服；神早已鍛煉了他成為神軍派中的一員勇將。當太平洋戰事後至抗日勝利前，在華北日本鐵蹄的統治之下，許多教會的領袖們（聽說也包括陳榮桂）、按著日本統治者的意圖、打出“三自”的表面招牌，文即組織起什麼“維持會”、不久又改成什麼“聯合會”、再改成什麼“教團”；日本統治者及皇軍憲兵隊怎麼指，他們就怎麼卑躬、迎合、照著怎麼做。是什麼教會的“三自”呀，只不過是日本統治者在後臺牽著線的傀儡罷了。感謝神。使她的忠僕王先生緊緊靠主，預著被封閉取締的威脅，不參加；冒著被捕和押到憲兵隊受酷刑的危險不屈服，不合作。又感謝神，神自己保守了她的忠僕經過火窯和獅洞而未受傷害。幾年中，憲兵隊始終未敢下手逮捕她，她未敢下令封閉和取締聯聚會，顯明了神的大能和榮耀，作出了美好的見證。不是憲兵隊真的不敢，是神不許可他們那樣作。其實，按肉體的性格說，王先生並不是一個生來的硬骨頭、倔性子。恰恰相反，正如他在《五十年來》中提到的那樣，他生性比較軟弱，膽小，懼怕。（這在以後的軟弱失敗中更能看出）。王先生之所以能剛強，只不過是由於神的恩典托住；是由於更懼怕神，不敢違背主命、不敢得罪神。這就是我們任何誰、能剛強得勝的關鍵。可是後面的爭戰，比起日本時期的這一次來，就要困難、複雜、嚴峻許多倍了。

解放了，變化是翻天覆地的。所有的中國基督徒，都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麼巨大的變革，都面臨著：“怎樣在這個天翻地複的新的特殊時代環境中，做好一個基督徒？造行好神的旨意？作出主美好的見證來？”這麼一個課題。一面，要按聖經的教訓和吩咐，在神所設立的新政權面前，在一般的世事之上，都能好好服從執政者、掌權者，盡自己的本分；即，把該撒所當得的物，都歸給該撒。另一面，又要不愛世界上的事物，而把自己分別為聖，專遞行神的旨意，跟隨主走好十字架的道路；同樣地教會也必須分別為聖，不與世界搞任何聯合，不要跟隨世人和潮流走，而是向主忠心，作好主所托會的見證，以迎見主面；總之，把屬於神的物，都歸給神，決不能把神的物、也交給該撒去領導和管理。前半部（該撒的物歸該撒）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困難不大；而後半部（神的物歸給神）卻是一場厲害的爭戰，需要擺上自己的利益，地位、前途、甚至生命。尤其是一個神的僕人，矛盾更為尖銳，難處更多，責任更大、道路更窄、榜樣更重要。若沒有撒下一切的踏實準備，這條十字架的路是走不上去、走不好的，更無法跟主走到底。世界的潮流在那裏洶湧澎湃，許多人一看風向不對，就把主放在一邊，趕緊轉向投入洪流、尋找世上的前途去了。所有的教會和神的僕人們也很快面臨著一場極大深遠的考驗。隨從耶洗別呢？還是緊緊貼著主、準備好背十字架？很多人猶豫不定，也有人來回搖擺，可是風浪越來越洶湧，逼著神的眾僕人和眾兒女迅速作出抉擇。就在這個緊要關頭，神興起和使用了她的忠僕以利亞。只有一面旗幟豎起來，卻是很鮮明的。它使許多人心靈明亮、內理剛強。忠於主的一風這面旗幟，心中就得安慰，獻上感謝。但同時，這面旗幟也立即成為挽政者、耶洗別、和廣大開始拜巴力者的眼中釘、和眾矢之的，是個明顯的打擊目標；這是合乎邏輯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終於王先生本人下了監、教會被取締，又在全國範圍內被批判譭謗；烏雲密佈，好像天要塌下來。只有少數緊跟主的人被主保守，必靈明亮，繼續十字架的路。路越來越窄，越走越難走；但是，該付的代價早已備要，隨時按需付上。

“以利亞與我們是有一樣性情的人。”[雅5:17]。古以利亞就是如此。雖然他靠主剛強，作出了當時惡劣時代中的明亮見證取得了徹底勝利。這勝利是基本的。然而，正是此時，他聽到耶洗別一句厲害的話，一看形勢不好，卻使以利亞軟弱了，害怕了，拔腳 跑了，灰心了，在羅騰小樹下求死了。神知道她僕人的軟弱、仇敵的兇狠、形勢的險惡。神卻沒有因此指責他，而是僥恕他、體貼他，並逐步啟示他，回答他的哀訴，並逐步再加給他恩典力量，要他繼續走前面尚遠的最後一段路。現代那位以利亞也照樣有過相當大的軟弱和失敗，從第一次下監就開始了。我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或許由於不夠傲醒，或許由於存有僥倖心理、對形勢的嚴峻程度估計不足，或許由於倚靠主不夠。被捕那時，他有過驚慌，有過心靈紊亂、不知所措，加上監中犯人們對他的不斷折磨，且甚想念著外邊的肢體們，急於盼望釋放出來見肢體們一面，甚至糊塗到情願寫1份不出於內心的、完全隨從政府意圖的“檢討書”，以換取釋放。那份“檢討”在全國範圍內一公佈，許多肢體因之靈裏受了傷、受到絆跌，但仍有少數肢體靠主不但自己站穩，還反過來勉勵了主的僕人。主的僕人首次一出來，立即意識到自己大錯了，自傷自痛的程度並不亞於彼得在雞叫以後。一張公雞叫鳴和彼得流淚仰望十架的大圖片、一直掛在主僕人的床邊牆上。雖釋放了，卻除自恨外竟說不出一句說，愧向主、愧對肢體。他出監後的表現並不符合政府期望他和要求他的。因為他除了自恨痛苦以外，並沒有屈服，也沒有替政府“做工作”（敵擋神、與世界聯合、為政權效勞的工作）。於是不久，第二次又下了監。最近我才聽說主僕人公開地暴露自己在長期監獄中所有過的幾次失敗。幾十年過去了，靠主站住不屈服，不下拜。第二次釋放出來後，仍舊公然抵制“三自”，堅持到底不參加。現在已經壽高年邁（90歲），耳近聾，眼近瞎，不能再繼續為主作多大事工，但主所交托給他的時代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主自己要賜給他那個早就預備好的公義冠冕。這個冠冕，與萬王之王所要施行對耶洗別及其一夥的審判，是迥然不同的。即使人們對耶洗別再大肆“懷念”，再塗酷抹粉，再歌功頌德，也是白費。

以巴弗1989年10月17日寫。

後因得知一點過去所不知道的事，故對末一段等個別字于同年12月10日作了些糾正和修改。